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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與“善治”理論創化

時間:2019-03-30 21:15:26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

  作者:清華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李平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及“善治”,其與依法治國相聯系,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回顧理論發展及本土研究的歷程,善治學說概念被引介入中國后,漢語學界多傾向于用善治而非良治、良好治理等語詞來對譯Good Governance。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內蘊的表征,因為在漢語語境中,“善”無疑比良、好、有利等詞具有更深邃的內涵,同時也更有親和力。善治之所以在中國思想界、政治界被接納認同,與國人受到傳統文化中“善”的觀念和價值訴求潛移默化的影響有關。事實上,本土研究視閾下的善治實質上自始不同于西方概念,而是具有中國傳統“善”之追求的良性治理。因此,有必要以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善”的超越性理解為基礎,融會西方學理,對“善治”概念進行創造性重釋。

  善于治:法治與多重治理機制的競合

  善治之“善”至少包含兩個層次,即善于治和以善治,二者的目的都在于以治成善。善于治中的治目標是有序化,或曰以秩序為價值訴求。因此善于治意思是善于結構、維系有序的狀態,實現秩序內部的和諧穩定。用傳統話語來說,這屬于治術范疇,關乎治術甄選和使用。回顧中國早期傳統,特別是戰國子學,治術無疑也是學理討論的中心話題,其中以黃老家、法家的法術論和秦晉諸國的律令制最為突出。就制度建構和政治治理手段,特別是對控制權力運行和維系社會有序的有效性和效率而言,歷代學理和政治實踐無出其右者。傳統治術理論以集權式政治權力治理為中心,重在規約官吏行使公權力和保持民眾生活不逾矩。這種自上而下的政治權力主導型治理與現代社會的模式存在明顯差異。古代中國政治社會治理中用到的治術,其要者不出德、法二端。秦以后的帝制時代,按法而治是常態,特別是以之為對執事官和吏的基本要求和考核標準。同時又輔之以具有矯正和調和性質的德治,通過特事特辦的形式來落實,并以此彰顯政權的道德優越性。盡管漢武帝以后官方意識形態一直宣稱奉行儒家立場的德、禮之治,漢宣帝“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漢書·宣帝紀》)一語道破了王朝事實上推行的是外儒內法的治理方案。后世各個朝代治理的基本格局與之并無太大差異。其實無論傳統中國還是西方,法律始終是“善于治”的關鍵。人類歷史上的諸文明中,依賴法律制度結構起來的政治社會形態多種多樣,既有廣為后世稱頌的雅典民主制、斯巴達憲政、古羅馬共和制、現代西方民主憲政國家模式、西周封建式的德禮之治和漢唐中央集權式的天下體制。盡管名稱不一而足,或曰法令之治,或曰律治,或曰Rule of Law,但并不妨礙人們長期以來將廣義的法治,即規范化治理作為政治社會維系的必要甚至首要機制。

  不過以法治型構的秩序既非終極,也非全部價值。法律,或者說有法律規定的合法性標準,顯然不能作為善惡的判別標準。單純按法而治并不足以單獨支撐政治社會長久有序。規范化之外融入具有彈性和政策性的治理機制始終具有必要性。所以按法而治確可謂善于治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要條件。正是因此,以善治不得不被關注,它須與善于治相輔相成。

  以善治:關于“善法”

  按照法學界的通識,以善治就是按良善之法而治,其中包含了兩方面內涵:一是需要“良法”,二是需要按法而治。此說自亞里士多德首倡以來獲得了普遍認同。西方學理和政策性的“善治”主要包含兩個層次:其一是具體的治理標準;其二是特定價值的實現途徑。

  作為良法目的的“主體”始終在變化,連帶著主體—權利模式也在發生變化。現代社會中個體之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保存和彰顯“自我”,反對公共化及所帶來的同質化傾向。在理論形態上,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持續發展,可以說是個體主體性自我達到的巔峰。自由主義理論目的在于為建構一套保障自我主體性的存在感、權利的制度與文化提供理論支撐。

  思想界已普遍意識到,個體與社群、國家、人類對抗式的價值實現方式存在問題,而走向另一極端的民族主義乃至集權主義也曾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給世界帶來災難。學者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更為折中的“公共化”作為發展方向。尤其是在當下環境問題、水資源問題、疾病問題日益影響人類生存現狀的情形下,更使得人們轉變對自我、種族、地域壁壘的固化,轉向協商、合作以謀求人類的整體福祉。從上述歷程也可看到,公共化和公共利益,相對于以往的主體—權利模式具有超越性。它不再以個體或某一群體的權益為關照對象,而有將視野提升到全人類、全世界范圍的趨勢。

  當然,如果從利他的角度來理解善,強調公共利益的善治與“善”最為契合。它提供了由以純粹的“利”為標準的良法向純粹的“善”為追求的“善法”過渡的可能。

  治以為善

  總的來說,按照西方學理進路展開的法治、善治研究止于上述兩層。然而受到東方文化(包括古印度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中國思想者往往還會進一步追問:一套蘊含了法治、有序、正義、民主、公共化等等善性的治理,最終意欲何為?如果說是為了保護人的權利,那么現代人類為了自我實現、自我成就和自我利益最大化而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應當作何解釋?再有,人類為何須借由治理獲得秩序化生活以實現自我成就?僅以亞里士多德關于人類在本性上是政治動物的推斷為理據顯然不能令人滿意。

  反觀中國傳統文化,恰好可以為之提供更為深邃且通透的解釋,并給上面提到的紛繁眾多的具體之“善”提供終極性的理論支撐。傳統文化對“善”有著極為特殊的理解,細可評價一言一行,大可表征和合于道的世界狀態,具有近乎無限的張力。“善”基礎于“道”,以踐道、證道為旨歸,包含體善、相善和用善三個層次。這三層中最重要、同時最具有理論深度和生命力者莫過于體善一層,即至善、完善,表現之一便是包含人類在內的和諧的宇宙秩序。“治”本身并非目的,個體、群體的利益最大化也非終極旨歸。善治的目的最終要落到以治成善,亦可謂之以治成“道”。此“道”,既指世界的本根、本原,又意味著萬有運行演化的同歸之所,同時還作為終極的價值評斷標準存在。用淺顯一些的話說,成善、成道意指實現人類整體性地與宇宙萬有和諧有序地共存。

  治—善—道的關系似乎尚未引起廣泛關注,但這并不妨礙其理應成為善治理論中國化創建的基本框架。盡管如何通過良法善治來實現此宏遠追求尚有待深入討論,但基于中國文化之“善”,應超越西學對個體、族群、國家等等有限群體利益的固化觀念。為期至善,當以人類整體的立場、視野來審視治理方法和方向,且以此作為起點來實現善治理論的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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